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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间我轮休一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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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最怕就是刚刚还好好的一个人

  一转眼救不回来了

  我们浙江第一批紧急医疗队,一共有130多个医护人员,年初二凌晨到达武汉

  经过严格的岗前培训,大家带着急迫而又担心的复杂心情,进入了武汉四院的隔离病房中。武汉四院共10个病区,一开始,我们接管2个,随着病人的增加,现在共接管了3个。

  浙江医院来了4个医生,我,还有呼吸科和ICU的3个。一开始,我想200多号病人,我们这些精兵强将调出来,帮忙控制住了就好了,不承想确诊病人越来越多,现实远比我们想象中严峻,医务人员不够,隔离病房改造时间紧迫。

  医护人员的压力也很大,像我这种本身在ICU的还好,其他医生看着病人一个接一个地病情转危重,甚至死亡,内心受到的打击还是蛮大的。

  前两天我收治了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,虽然年纪大点,但来的时候生命体征都是好的,也没有基础疾病。家人说,就是买了个菜回来,感冒了,在社区挂了7天水,逐步逐步加重,这才送到了我们这里。中间我轮休一天,第三天再去查房,老太太已经没了。

  这种无力感,对我们重症抢救团队来说,真的打击很大。每天我们都忐忑,最怕就是刚刚还好好的一个人,一转眼就救不回来了。

中间我轮休一天

  胡伟航正在照顾病人

  54岁阿姨担心一松手老天就收了她

  临终前还拉着护士的手久久不愿松开

  作为重症医学科的医生,每天看着受病毒侵袭躺在病床上面色灰暗的病人,我的心情是很沉重的。

  一个54岁的阿姨,1月7日入院,氧饱和度70多,呼吸频率四五十次,喘不过气,这种情况已经很严重了,但阿姨神志竟然还清楚,而且在这样濒死的边缘挣扎了两个星期。

  她有很强的求生欲。她总是拉着我们护士或医生的手,只要拉着我们的手,她就觉得安心,一松手,我们一离开,她就觉得老天要收走她。

  “医生救救我,我想活下去。”她努力地吸着氧气,紧紧拽住我们的手,拼了命说出这句话,灰暗的眼里只剩下对生命的渴望。

  可惜的是,医院里没有插管的防护,没有呼吸机,没有氧源,我们也不敢给她转院,因为她的情况在转院路上随时会有风险。我们想方设法,给她拖了10多天,最终还是没有办法。

  1月的最后一天,她走了。临终前,她还拉着护士的手,久久不愿松开。

  其实这样的患者有很多,病人看到我们,无力但很努力地抬一下手,眼里都是泪水。每一次我一步一步退到门口,轻轻开了门又轻轻关上门,直到看到病人闭目养神,才走向下一间病房。

  这里的病人,大家都知道SARS,都经历过SARS,都怕死。虽然新冠肺炎的死亡率低于SARS,但重症病人们心里还是很清楚,他们只有两个结局:要么好了,要么死了。

  我的遗体捐国家

  在武汉四院工作了将近两周,我印象最深的患者,是一个47岁的男性。他在病房里20多天了,呼吸急促,氧饱和度才80多一点,正常人85以下就要死了。但是我们这里没有ECMO,做了很多努力,还是没法缓解他的痛苦,得想办法给他转到金银潭医院。

  非常幸运,金银潭那边正好空出一张床。我们跟他和他老婆实话实说,路上有风险,有可能因为缺氧而心跳停止。两人商量了五六分钟,同意一定要转过去。

  做了这个决定后,这个病人在很缺氧的情况下,开始写类似遗书的纸条。白纸黑字,歪歪扭扭地写下:我的遗体捐国家

  我不知道那一刻他是怎么想的。我看了看他的资料,职业一栏只是显示在职。我完全没想到,在那样的时刻,他写的第一句话,是遗体捐献。

  有人检测阳性后,整夜整夜睡不着

  病房里,生离死别时时上演,大部分人是焦虑的。

  早期试纸比较少,有些还没确诊的患者可能身体情况还可以,心里存着点侥幸,不至于崩溃。而一旦检测结果为阳性,很多病人就无法接受了,他们会觉得,啊我得这个毛病了,这个毛病是要死人的。

  有一个37岁的男病人,确诊后就表现出不好好配合,坐立不安,在病房里走来走去。通常情况下我们要求病人在病房尽量少走动,病房门要关上,这位患者坚持要打开房门,还嫌戴口罩闷,不要戴口罩。一到晚上,整夜整夜不睡。

  不少人的状态都跟这个患者差不多,我们护理人员和医生除了看病治疗,还有很大的精力要花在安抚病人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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